民间资本为何难以再分享“改革红利”

发表于 2013-05-25 08:18 | 阅读 36 次阅读

最近有位民间投资家和我见面时,说了几个他最近的投资构想。他每说一个,我都摇头说:不好,不好。后来投资家有些不快了,说过去20年里,我就是这么做过来的,几乎白手起家赚了几十亿,你怎么能都说不好呢?我答道:因为时代不同了。你所有想法都有一个类似的核心,就是通过与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合作,以小博大,实现超额利润。但现在是一个“道路自信”的时代,你那套已经玩不转了。

所谓“道路自信”,说穿了就是权力集团的日益自信。回首20年前,中国的权力阶层,对社会转型是有一定的疑虑和恐惧的。这才会有“姓社姓资”的内部争论,才会发生邓小平南下讲话艰难推动改革的一幕历史。那个时候绝大多数政府官员不懂何为市场,不知道什么是现代企业管理,对金融资产证券化衍生产品等更是一头雾水,战战兢兢如履薄冰。所以,每推出一项改革,政府集团都不得不把很多工作“外包”给民间,这就给民间资本留下了巨大的改革红利。

在上世纪90年代尤其是90年代中期那几年,两类人最容易攫取这种改革红利:一类是撑死不怕胆大的草莽英雄,另一类是喝过洋墨水或者坐过洋办公室的海归。他们分别为统治集团提供“勇气”和“知识”的外包服务,打前阵,当改革先锋,去做那些当权者们不敢做或者不懂得怎样去做的事情。作为奖赏,当权者默许他们从中谋取巨大的、甚至是灰色地带的红利。在特定的历史时刻,连赖昌星这样一个只读过三年小学的莽汉,只靠在香港注册一个皮包公司镀了点假金,回头就能呼风唤雨,和许多高官深有交往。有人说这就是中国第一代民间富豪的“原罪”,其实不算什么罪,就是民间资本和权力阶层各取所需、各得其所罢了。

但是权力阶层毕竟把持着各种渠道的入口,很快就看清了形势,发现原来市场并不可怕,金钱并不腐蚀权力系统相反是权力系统维持稳定的巨大资源。于是,权力系统开始侵入现代商业的各个前沿行列。上个星期,我曾以刚宣布离任的招商银行行长马蔚华为例,讲解这个现象。政府公务员出身的马蔚华大学学的是计划经济专业,参加工作的最初几年同银行乃至更广泛意义上的企业管理基本无关,大部分时间是做时任辽宁省委书记李贵鲜的秘书。1988年,李贵鲜调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,马蔚华得以随调到北京,担任人民银行总行办公厅副主任、计划资金司副司长等职,空降到了中国银行业的核心部门,1992年又调任人民银行海南省分行行长、党组书记。虽然进了银行界,但还是公务员身份。然而,到1999年,这位政府高官一个移形换位,便成为中国第一家完全由企业创办的商业银行的掌门人了。

让人不得不承认的是,从来没有在海外留学,也没有在世界一流金融机构工作过的马蔚华,把招商银行建成了世界知名银行。马蔚华本人,也曾在采访时不无夸耀地提到,自己和许多全球顶级的银行家都是私人朋友,其中包括花旗银行的三任CEO,以及摩根大通的两任CEO,等等。其实岂止马蔚华,如今中国所有大银行大国企,哪个不是在世界五百强企业名录里赫然居之?又有哪个不是经常和老牌市场经济国家那些MBA墨水喝出来、市场竞争拼出来的世界顶级企业家和经理人们平起平坐,把酒言欢?

所谓“道路自信”就是:今天中国的权力阶层,对现代社会所需的商业、金融和技术知识技能日益谙熟,对掌控未来社会走向已经充满信心。他们认为,中学为体,西学可以为用。学习了先进知识的北洋水师已经不亚于国际一流舰队,练辫子的神鞭剪掉辫子照样能把洋枪玩成绝活。你说,这道路能不自信吗?

在这种信念下,权力阶层已经不太需要民间资本来充当改革先锋的角色。在最有可能获得改革红利的一些领域,国家队都捷足先登。所谓官商勾结其实已经不复存在,今天中国的政商关系中,政府已经全面充当着强势的领舞角色。所以才有国进民退的说法,才有福布斯富豪榜成为落马榜的现象。如果民间资本识时务,他们应该主动喊出“我的一切都是国家的,国家可以随时拿走”,那么或许还会被赐予一些周旋腾挪的商业空间。如果你还像我文章开头说的那位朋友一样,还在做着过去那种跟着政府走、借力打力的发大财梦想──我不能说你一定没有机会,但你不妨做好最坏的心理准备。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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